Tuesday, December 17, 2013

居港七年便有貢獻的邏輯謬誤

終審法院今日裁定綜援之居港七年規定違憲,引起一片嘩然。網上言論紛紛反對,指「有貢獻才能拿好處」,居港未滿七年者對經濟無貢獻,所以不能拿綜援。法庭判辭其實亦有論及此點,引用如下︰

「(105-106)另外還有一種論點認為,定下必須居港滿7年的要求,是要反映一名居民有在持續一段時間,給香港經濟帶來貢獻。但這種觀點,明顯忽略了好一批人。2002年,在22至59歲年齡組別中,95%新來港人士都是婦女,這意味大多數申領綜援的新來港人士,大多數也是婦女。她們大多是來港家庭團聚,負責照顧有權在港居留的子女,因而難以再有餘力出來受僱工作。她們扮演的(照顧孩子)角色,給我們社會提供了極具價值的貢獻,既幫助緩減社會人口老化,亦幫助孩子們入社會、避免因為家庭離散而產生的破壞社會後果。在這類例子,僅以所謂必須給本港經濟提供了7年貢獻,才有權換取綜援福利的說法,排拒居港未滿7年人士,是不合理的。」

判辭的言下之意,並無否定「有貢獻才能拿好處」此原則,只是認為居港未滿七年者也有貢獻而已。但這卻帶出一個嚴重的問題:如果一個新來港婦女並無照顧兒童,那法官們口中的「貢獻」便不存在。假如她申請綜援,是否應該否決呢?

網民的說法,同樣有問題。因為居港滿七年,不一定對社會有貢獻,居港未滿七年,也不一定無貢獻。「居港七年」與「貢獻」之間,根本無必然的邏輯關係。如果香港人反對居港未滿七年者拿綜援,理由是無貢獻不能拿好處,那應否以同一理由,反對一些居港已滿七年但無貢獻者拿綜援呢?如果一個香港出生的人15歲跟了黑社會,販毒傷人無惡不作,20歲時被判監15年,對社會只有負貢獻。如他出獄後申請綜援,那按照無貢獻不能拿好處的原則,是否應否決其申請呢?如果大家的著眼點是貢獻,便應設計一個方法來評核貢獻,而非用居港年期劃分。居港七年便有貢獻,乃一個明顯的邏輯謬誤。

同樣的邏輯謬誤十分常見。有人在爭取增加老人生果金時指出,老人對社會有貢獻,香港有今日繁榮賴其數十載努力云云,在下聽了便不斷皺眉。老人活了一輩子都不一定對社會有貢獻,不少人可能當了數十載的社會寄生蟲。如果生果金只是對貢獻的獎金,那便應設計一個方法去評核貢獻,而非用65歲劃分。如果生果金並非對貢獻的獎金,那根本就不應提出此等論據。

在統計學裡有句話叫「Correlation does not imply causation」。兩個variables即便correlated,也不一定有cause-and-effect relationship。很多時候,歧視便是源於忽視此話。假設男同性戀者染上HIV的機會比其他人高一千倍,但如果不許所有男同性戀者捐血,而非檢驗每個人的血液有否HIV,那便是一種歧視。假設中東人炸客機的機會比其他族裔高一萬倍,但如果不許中東人登機,而非檢查每個人的行李是否有炸彈,那便是一種歧視。

因為關聯的存在,歧視並非完全無理。但歧視卻無助於解決邏輯謬誤和認清真理。

彼得奧圖與史上最著名的越獄者

彼得奧圖(Peter O'Toole)過世,可謂巨星殞落。這位愛爾蘭影帝,晚年戲癮不減,擔當過不少電影與電視劇的綠葉角色。當中比較廣為人知的,可能是在《Troy》之中飾演特洛伊王King Priam和在《The Tudors》中飾演教宗。但我印象深刻的,還有他曾在2005年一部英國電視劇中,飾演過史上最著名的越獄者之一Casanova。雖然只是扮演其晚年,戲份不多,但我看的時候還是一眼便認出了影帝。

飾演Casanova的彼得奧圖

相信不少去過威尼斯的看倌,都曾參觀過總督宮。威尼斯在歷史上曾是歐洲國力最強的大國之一,其總督宮自是金碧輝煌。中世紀的歐洲,不少君主居所都設有監牢,將其最憤恨也是最具威脅的敵人囚於宮內,朝夕相對,充分體現教父名言︰「keep your friends close, keep your enemies closer」。倫敦塔(Tower of London)就是當中一個著名例子,而威尼斯的總督宮也是如此。其嘆息之橋聞名遐邇,重犯在過橋時從窗戶外望,乃下獄前的最後景色。

從嘆息之橋外望

不過威尼斯總督宮還有一個與別不同的特色,就是它不單在宮底地牢有囚室,連脊樑上也有。這些空中囚室,由貫通整座建築物的秘道連接,十分隱密,即使任你在宮中遊走,都難以發現。相信大部份參觀過總督宮的人,都想像不到有秘道近在咫尺。諸君若真想參觀,可以參加總督宮的Secret Itinerary,由職員導賞,不過此服務只接受預約,walk in恕不招待。

Casanova是18世紀的冒險者,在啟蒙運動和法國大革命這個風起雲湧的年代,他曾結交過伏爾泰與教宗克勉十三世等當世名人,一生充滿傳奇色彩。Casanova所以被稱為史上最著名的越獄者之一,是因為他曾從守衛森嚴的威尼斯總督宮樑上囚室逃脫(如果我記憶沒錯,他還是史上唯一一個)。他後來寫了一本回憶錄,Histoire de ma vie (Story of My Life),乃18世紀的經典巨著,書中詳述了這個驚險萬分直若《Prison Break》的過程,令這故事廣為流傳。

其實描述Casanova傳奇一生的電影和電視劇為數不少,近年除了彼得奧圖那部英國電視劇外,還有2005年一部荷里活電影,由已過世的Heath Ledger擔當主角。Heath Ledger,也就是《The Dark Knight》的那位小丑。

Tuesday, December 3, 2013

畢達哥拉斯之樹

原來上次動筆寫blog,已是三月之前。由於聲音專欄盡量避免直接評論香港事務,所以便寫下此篇隨筆。

今日重讀自己當年的博士論文,封面內頁寫上了此句:

"Reason is immortal, all else mortal" -- Pythagoras

有道人的理性與感情相衝之時,感情多會戰勝理性。正如謠言中,畢達哥拉斯也淹死了正確的弟子。然而在下心中的理想社會,是大部份人都能理性思考。

很多人說,鍾樹根叫王維基「收皮」,反映了議員粗鄙,水準低,不懂商業運作。但我覺得最大的問題,反而很少人論及。鍾樹根最大的問題,見於他叫王維基「收皮」後,再責怪廣播處長鄧忍光:「有咁嘅料,你早一個禮拜講吖,上個禮拜三我砌莫乃光咪有多啲武器囉!」

此句,露出了狐尾。原來,是否支持發牌予港視,是否支持以特權法查核政府為何不發牌,並非是理性分析正反理據然後得出的結論。而是反過來,先有立場,再千方百計尋求一些理據,來支持自己的既定立場。如此,如果支持自己立場的理據十分薄弱,那便唯有挨打,左支右绌,難以招架,最後還需埋怨別人不予武器。其實樹根何不想想,武器緊絀,豈非正反映其立場有問題?

這正正就是非理性的思考模式,亦非獨樹根一人之弊,恕我直言,港人甚至世人大多如此。就連區區在下,都不敢自詡能常保理性,所以便在博士論文引下此句,時刻警醒。

讀過不少建制派或者梁粉的Facebook專頁,常會攻擊泛民支持者或者倒梁者的過失與謬誤。建粉梁粉十分警覺,只要嗅到「有位入」,就絕不放過。但對建梁的謬誤或過失卻視而不見。這種邏輯,與鍾樹根同出一脈。是先有梁粉的立場,再四處發掘倒梁的失誤,而非相反。

當然,這種先有立場的邏輯,在泛民支持者間,亦甚流行。問建梁有何謬誤,他們會朗朗上口。但問建梁有何值得支持之主張,很多人都沒想過,因為腦海中只選擇性地留意某種訊息。

沈大師婚宴,將左中右共冶一爐,儼辦成了傳說中的「香港營」。但我心目中的「香港營」,並非一片和諧,而是即使立場相左,但各方都能以理性討論和溝通。

多年前曾與朋友談論過,想辦一個思辯沙龍,主要談宗教,哲學,科學,還想拍片放上youtube。在下心知,此乃小眾玩意,不過亦盼吸引一班喜歡思辯的朋友。可惜一直未能成事,但這些年來,還是念念不忘。

Sunday, August 11, 2013

為何聖伯多祿大教堂的正門朝東?

這個題目,源自我首次去巴黎時,為聖母院拍照。

巴黎聖母院

早晨抵達聖母院,由於正門背光,我的爛DC拍照不美,所以只能拍其背面,即花園一帶。後於接近黃昏時重返,我才能在聖母院正門拍了一張風景美照。自此,我便記著聖母院的正門朝西,想拍照便要下午才去。

多年來,我幾乎走遍了歐洲所有的名教堂。我甚愛參觀教堂,皆因那是一個城市炫富的象徵。古時歐洲大城都會重金禮聘名建築師來設計大教堂,亦會花大量人力物力來建造,務求展現該城之財富與威儀。

我第二次察覺教堂正門朝西,是在佛羅倫斯的百花聖母院,之後是在佛羅倫斯的聖十字,再之後是在米蘭大教堂,因為早上去的時候,為這幾座教堂的正門拍照都背光。

百花聖母院

米蘭大教堂

漸漸地,我觀察到正門朝西這特徵有其普遍性。我去過的名教堂幾乎都是朝西;繼有倫敦的聖保羅,倫敦的西敏寺,巴黎的萬神殿,巴斯的修院教堂,約克的大教堂,威尼斯的聖馬可,比薩的大教堂,柏林的大教堂,維也納的聖史提芬,阿姆斯特丹的新教堂,布達佩斯的聖史提芬,布拉格的聖維特,馬爾他的聖約翰,塞維爾的大教堂,都柏林的聖派克,全是如此,還有很多不甚有名,不能盡錄。不過也有幾個例外:巴黎的聖心堂是朝南,羅馬的萬神殿是朝北,而梵蒂岡的聖伯多祿卻是朝東。

聖馬可大教堂 

比薩大教堂

柏林大教堂 

新教堂

聖維特大教堂

聖史提芬大教堂 

塞維爾大教堂

後來我翻查資料,知道教堂正門朝西是基督教早期的一個建築習慣,拉丁文叫Ad orientem。由於日出之處象徵上帝的聖光顯現,教士面向祭壇做彌撒時,要面向東方。如此,祭壇一般都在教堂的東面,而進入教堂那面自是西面了。宗教改革後,這種建教堂的習慣逐漸放寬,後來者便不太執著。這也解釋了何以聖心堂朝南,因為它是19世紀才動工的產物。至於羅馬的萬神殿,和巴黎的那個不同,並非一開始就建為教堂,而是從羅馬神話的神殿改建,所以並無跟從Ad orientem的規範。

聖伯多祿大教堂

聖伯多祿乃眾教堂之首,始建於文藝復興時期,為何卻是朝東呢?資料顯示,它的面向是根據最早期的羅馬教堂而建。那為何最早期的羅馬教堂正門朝東呢?為何後來又改變了建築的方向呢?查找資料後,仍無頭緒。希望有讀建築史的朋友能夠解開我心中的疑問。

Friday, March 22, 2013

奧斯曼治下的東正教愛國會

千年來首次有東正教領袖參與拉丁教宗的就職典禮,成為近日國際熱話。其實相對新vs舊教和耶教vs伊斯蘭而言,東西教會之間並無深仇大恨。羅馬帝國後期政治重心早已移至東方,東西教會雖分裂但亦未至於兵戎相見。最嚴重的一次衝突為拉丁教宗號召第四次十字軍,卻攻陷了君士坦丁堡,將其洗劫一空。除此之外雙方對抗尚算輕微,到後來君士坦丁堡被奧斯曼帝國圍城時,拉丁教會亦有出手相救,號召熱那亞和威尼斯等海權強國派出援軍。

君士坦丁堡陷落後,東正教幾乎退出了主流歐洲史的舞台。今日讀史者最關心的,是同時期的西班牙統一,航海年代興起,哥倫布發現新大陸,意大利的文藝復興,馬丁路德提倡宗教改革,亨利八世離婚,英國和荷蘭正蘊釀進入黃金時代等等。而在奧斯曼治下,東正教的歷史幾乎被遺忘,但愚見以為,這其實是值得好好學習的一課。

歷史上伊斯蘭,遠比基督教包容。基督教盛行下的歐洲將一切羅馬希臘宗教(Pagan)滅絕;西班牙統一後穆斯林也被完全放逐或者強逼改宗。相反,伊斯蘭雖視基督教為仇敵,但統治者鮮有滅絕對方之念。例如薩拉丁滅亡拉丁耶路撒冷王國後,基督教和猶太教仍被容許存在。而在伊斯蘭世界第一大帝國奧斯曼治下,雖將當世最大的教堂Hagia Sophia及其他一眾教堂改作清真寺,但東正教卻被保留下來。不止如此,還成為建制的一部份,早期主教需由奧斯曼政府委任。兩個無論文化和教義都差異極大的宗教,在一個政府之下,並存四個世紀之久。相信如處境逆轉,在基督徒治下的伊斯蘭定無此等地位。

這個宗教史上罕見的狀況,以今日術語可用二字稱之,就是「統戰」。當時奧斯曼帝國不斷向東歐和巴爾幹擴張,獲得大量土地和信奉東正教的人口,也正因如此,利用東正教會對基督徒進行有效管治就是帝國的重要方略。帝國最精銳的部隊Janissary,亦是從基督教家庭找來孩童,自小培養而成。由於天生不被主流社會信任,亦背負著家族的命運,所以Janissary人人效死,情況可比法國外籍兵團。到後來,Janissary還反過來影響奧斯曼帝國的政治,甚至有「不能有效控制Janissary的皇帝便不能有效管治帝國」一說。

另一方面,在拜占庭滅亡後頓失依靠的東正教,歸附奧斯曼帝國幾乎是唯一選擇,否則只有面臨逐漸被拉丁教會吸納的命運,所以就發生此段marriage of convenience。進入建制的東正教,在穆斯林統治下反而獲得頗大的自治權和發展空間。例如希臘東北部的Mount Athos,是東正教最重要的聖地之一,山上擁有數十座修道院。奧斯曼帝國征服了周遭土地後,除了收稅外卻對其毫不干涉,其自治地位一直保存至今。東正教在此段期間無論信眾和財力都有所增長,亦興建眾多新教堂和修道院。今日大家都講文明衝突論,講基督教和伊斯蘭的千年仇怨,但往往忽略了,在現代世俗社會政教分離興起之前,兩大宗教曾和平共存於一國之下數百年這段歷史。

其實此事和中共治下的天主教愛國會也有一點相似。早期愛國會的形象並非那麼差,不同於今日那種予人朝廷鷹犬的感覺。中共立國之初,奉無神論為信仰,宗教被視為精神鴉片,要消滅殆盡。愛國會實乃一群留在大陸的神父與政府協商出來的妥協方案。政府想有效治國,統戰教徒。神父則想存續天主教在中國一脈,所以在維持信仰的同時,也要高舉毛澤東思想。那種忍辱負重,和今日的喉舌作風截然不同。可惜的是,天主教徒在中國數量有限,是以愛國會對政治的影響力,遠不如奧斯曼治下的東正教了。

Sunday, March 17, 2013

犯罪的低級錯誤

近日一宗兒子殺雙親的碎屍案,又是憑CCTV和手提電話短訊紀錄破案,令我想起,通常香港一些大案被破,都是因為犯案者犯下了低級錯誤。而這些低級錯誤,離不開communication,money transfer,CCTV等等。曾經讀過一本關於犯罪學的書,作者認為,現代人生活依賴科技,令警方比數十年前更容易長握線索和破案。以下是幾個例子:

1. 多年前,有電台名嘴在廣播道被斬,警方閃電破案,鎖定主謀為名嘴認識的人。破案方法極為簡單,買凶襲擊,刀手得手後,定會立時通知中間人,中間人得悉後亦會立時通知老闆。那麼鎖定案發後10分鐘在兩公里範圍內用手機撥出的電話,通話時間在20秒以內,接收一方在掛斷後會立即撥出另一通電話,那這通電話的接收方很可能就是老闆。再比對傷者認識的人,目標就立時鎖定。即使中間人超過一個,最多也只是多了一重運算,篩選方法完全一樣,相信不用超級電腦也能輕易找出少量目標。

2. 數年前一宗斬斷兒童手掌案,被曾特首稱為人神共憤,結果也是輕易破案。主謀為傷者後母,刀手是其前男友。破案方案簡單,首先是找出傷者認識的人,再發現其銀行帳戶在案發前曾轉了數萬圓現金去另一個戶口,結果就鎖定凶手。

3. 如果受害人是random的,那破案較難,但亦並非不可為。數年前的銅鑼灣漒水事件,凶徒遺下一個紙袋,警方查看案發前一段時間的CCTV,結果在銅鑼灣地鐵站見到持有這個紙袋的人,再從他出閘的時間,找出他所使用的八達通,再從他使用八達通的pattern,找到他居住的地區,一步一步,就找到凶手。

總結這些低級錯誤,第一個教訓就是,犯罪必須要用現金。信用卡,八達通,銀行轉帳,都是錯誤的根源。曾有國際權威保安專家說過,美國最成功的反恐措施,並非出兵阿富汗,亦非禁飛名單,更非新型金屬探測器,而是money tracking最為有效。像上述第三個例子,如果凶徒沒有使用八達通,那警方要找到他殊不容易。真的要用,也要用一張全新的八達通,而且要從一個與工作居住無關的站出發到案發地點。

犯案不能用電子通訊,也是常識。車臣遊擊隊領袖就因為用衛星電話,而被俄軍鎖定用導彈襲殺。像上述第一個例子,名人被襲,早晚能從傳媒得悉,根本不需立時用電話通報成功。當真要通報,也應該在事前確立一個非電子通訊的簡單protocol,而且只有通訊雙方才知道,例如在某處掛上一條紅巾。水門事件中,華盛頓郵報記者和線人深喉通訊,即為此法。

罪犯如要對付CCTV,是比較麻煩,但也非全不可能。用假髮,眼鏡,假鬍鬚,化妝遮蓋面部特徵,只穿一次的衣物和鞋,用完之後全部毀棄。購買的時間不要距離案發時間太近,也不要集中在一處購買,最好在外地買回來,當然,付的要是現金。

此外,經常用自己的電腦Google Search去找一些和犯案有關的資料,也是一個很普遍的低級錯誤。

Saturday, March 2, 2013

世上先有文學,還是先有比較文學?

大陸女賈選凝撰寫劣質藝評拿到金獎,引起軒然大波。藝發局藝評組主席林沛理,被指責無旁貸。其實林沛理此人的文章從不合在下胃口,幾年前他寫了以下兩篇關於《大江大海》的評論,我一讀之下便覺得是藝評人的走火入魔,今日在下就要修理林沛理。

林沛理《認真審視龍應台 》

林沛理《龍應台的感傷主義》

比較文學和比較電影學這類學科,我從來都無甚好感。如果你定義一些框架來方便理解或比較一些藝術作品,本無不可。但如果你定義了一個框架,再評價一些不符合框架定義的作品為劣作,那便是走火入魔。

世上先有文學,還是先有比較文學?世上先有電影,還是先有比較電影學?一件藝術作品本身,何需受框架束縛?如果你認為某作符合某框架定義,那它便屬於這類作品,如果你認為它缺乏某框架的元素,那它便不屬這類作品。但如果你說英國電影《Lesbian Vampire Killers》,是一部拙劣的Cult片,因為沒有Tarantino電影的A,B,C,豈非可笑?

創作者無論是作家,導演,畫家,建築師,一般都不受傳統框架束縛,喜歡開創先河。所以很多時候,藝術作品特質都是獨一無二,而且包含諸多框架的元素。例如建築史上,人們一般會將教堂建築歸納為拜占庭式,羅曼式,哥德式,文藝復興式,巴洛克式等等框架。拜占庭式的特點,就是外觀有圖頂,內壁有馬塞克,所以威尼斯的San Marco大教堂就是拜占庭式的典型。而在馬爾他島的St John's Co-Cathedral,雖然內壁用上馬塞克,但外觀卻無圓頂,那莫非可被評為拜占庭教堂中的劣作?

林沛理就是這種走火入魔的藝評人。龍應台寫《大江大海》,本是要用她獨有的方式去寫歷史故事。林沛理偏偏就要找碴,林文第一篇,說「歷史寫作」應該謙遜,《大江大海》的敘事方式「充滿電影的感性」,所以是一部「過度書寫」的作品。林文第二篇,稱「一般來說,歷史寫作皆奉行少即多」,而《大江大海》「最大的敗筆是用感傷主義的筆觸來渲染悲情」。

有趣的是,龍應台從來就沒有說過要寫一部符合林沛理口中那「歷史寫作」框架的作品。其實林沛理大可放心,起碼在下就不會拿《大江大海》當嚴謹的歷史書來看,但這並不會減低閱讀此書的得著和樂趣。如果《大江大海》不能屬於A類,也不能屬於B類,那大可是一種新創的文學類型。林沛理最大的問題,也是很多藝評人的問題,就是奉框架至上,而忘記了世上先有文學,才有比較文學。

所以我生平遇上讀比較文學的港女,通常都敬而遠之。

Tuesday, February 26, 2013

林肯的語言偽術與政治賄賂

Steven Spielberg的電影《Lincoln》,講述美國總統林肯在南北戰爭尾聲之際,為廢奴的《憲法第十三修正案》奔走努力的事跡。

廢奴修憲提交之時,美國正處於一個十分複雜的政治環境。南北戰爭接近尾聲,戰禍連年,舉國疲敝,要求和談之聲不絕。林肯預見,戰後南部諸州將重返聯邦,如在其時才將廢奴法案提上國會,形勢難料,所以他下定決心要在終戰前將議案表決。修改美國憲法,需要眾議院三分之二的議員投票通過,為此林肯不單要仰仗所有共和黨議員全力支持,亦需要一部份民主黨議員倒戈變節。

在共和黨內,保守派和邊境州份的聲音認為應盡快結束戰爭,和南部諸州和談,林肯為爭取黨內大佬支持,亦同意立即與南方和談,但這卻陷入一個兩難境地:第一,戰爭愈早結束,修憲過通的機會愈微。第二,當和談展開,民主黨議員和共和黨中的保守派,會以和平為重,不想廢奴法案刺激南方,所以或會反對廢奴來換取和平,如此對修憲更為不利。為此,林肯決定拖延和談,不准南方特使進入首都,也將整個和談過程,隱瞞國會。除此之外,林肯也用政府職位來賄賂一眾民主黨議員,著其在投票中變節。

在表決當日,由於走漏風聲,有反對廢奴的議員在國會辯論中稱,南方已派遣和平特使。兩黨議員頓時嘩然,紛紛要求暫緩表決,向總統求證消息真偽。在這個moment of truth,林肯派人向國會傳了短短一句話:

"So far as I know, there are no peace commissioners in the city, nor are they likely to be."

「據我所知,在城中沒有和平特使。」此話顯然乃現時流行的語言偽術,因為和平特使早已派出,只是在首都華盛頓城外停留。而國會議員擔心的,是和談有否展開,並非特使身在何方。林肯以此話暗示和談並未展開,議員可以安心投票,亦避免了說謊,藏起日後或遭彈劾的痛腳。終於,宣告廢奴的《憲法第十三修正案》以兩票之微獲得通過。

林肯倡導廢奴,和梁振英競選特首,兩者相距一百五十年,為達目的,大家都以言語技巧來扭曲事實,大家都以政府職位來酬庸支持者,何以港人評價南轅北轍,值得深思。馬基維利之政治非道德論,或再次印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