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riday, March 22, 2013

奧斯曼治下的東正教愛國會

千年來首次有東正教領袖參與拉丁教宗的就職典禮,成為近日國際熱話。其實相對新vs舊教和耶教vs伊斯蘭而言,東西教會之間並無深仇大恨。羅馬帝國後期政治重心早已移至東方,東西教會雖分裂但亦未至於兵戎相見。最嚴重的一次衝突為拉丁教宗號召第四次十字軍,卻攻陷了君士坦丁堡,將其洗劫一空。除此之外雙方對抗尚算輕微,到後來君士坦丁堡被奧斯曼帝國圍城時,拉丁教會亦有出手相救,號召熱那亞和威尼斯等海權強國派出援軍。

君士坦丁堡陷落後,東正教幾乎退出了主流歐洲史的舞台。今日讀史者最關心的,是同時期的西班牙統一,航海年代興起,哥倫布發現新大陸,意大利的文藝復興,馬丁路德提倡宗教改革,亨利八世離婚,英國和荷蘭正蘊釀進入黃金時代等等。而在奧斯曼治下,東正教的歷史幾乎被遺忘,但愚見以為,這其實是值得好好學習的一課。

歷史上伊斯蘭,遠比基督教包容。基督教盛行下的歐洲將一切羅馬希臘宗教(Pagan)滅絕;西班牙統一後穆斯林也被完全放逐或者強逼改宗。相反,伊斯蘭雖視基督教為仇敵,但統治者鮮有滅絕對方之念。例如薩拉丁滅亡拉丁耶路撒冷王國後,基督教和猶太教仍被容許存在。而在伊斯蘭世界第一大帝國奧斯曼治下,雖將當世最大的教堂Hagia Sophia及其他一眾教堂改作清真寺,但東正教卻被保留下來。不止如此,還成為建制的一部份,早期主教需由奧斯曼政府委任。兩個無論文化和教義都差異極大的宗教,在一個政府之下,並存四個世紀之久。相信如處境逆轉,在基督徒治下的伊斯蘭定無此等地位。

這個宗教史上罕見的狀況,以今日術語可用二字稱之,就是「統戰」。當時奧斯曼帝國不斷向東歐和巴爾幹擴張,獲得大量土地和信奉東正教的人口,也正因如此,利用東正教會對基督徒進行有效管治就是帝國的重要方略。帝國最精銳的部隊Janissary,亦是從基督教家庭找來孩童,自小培養而成。由於天生不被主流社會信任,亦背負著家族的命運,所以Janissary人人效死,情況可比法國外籍兵團。到後來,Janissary還反過來影響奧斯曼帝國的政治,甚至有「不能有效控制Janissary的皇帝便不能有效管治帝國」一說。

另一方面,在拜占庭滅亡後頓失依靠的東正教,歸附奧斯曼帝國幾乎是唯一選擇,否則只有面臨逐漸被拉丁教會吸納的命運,所以就發生此段marriage of convenience。進入建制的東正教,在穆斯林統治下反而獲得頗大的自治權和發展空間。例如希臘東北部的Mount Athos,是東正教最重要的聖地之一,山上擁有數十座修道院。奧斯曼帝國征服了周遭土地後,除了收稅外卻對其毫不干涉,其自治地位一直保存至今。東正教在此段期間無論信眾和財力都有所增長,亦興建眾多新教堂和修道院。今日大家都講文明衝突論,講基督教和伊斯蘭的千年仇怨,但往往忽略了,在現代世俗社會政教分離興起之前,兩大宗教曾和平共存於一國之下數百年這段歷史。

其實此事和中共治下的天主教愛國會也有一點相似。早期愛國會的形象並非那麼差,不同於今日那種予人朝廷鷹犬的感覺。中共立國之初,奉無神論為信仰,宗教被視為精神鴉片,要消滅殆盡。愛國會實乃一群留在大陸的神父與政府協商出來的妥協方案。政府想有效治國,統戰教徒。神父則想存續天主教在中國一脈,所以在維持信仰的同時,也要高舉毛澤東思想。那種忍辱負重,和今日的喉舌作風截然不同。可惜的是,天主教徒在中國數量有限,是以愛國會對政治的影響力,遠不如奧斯曼治下的東正教了。

Sunday, March 17, 2013

犯罪的低級錯誤

近日一宗兒子殺雙親的碎屍案,又是憑CCTV和手提電話短訊紀錄破案,令我想起,通常香港一些大案被破,都是因為犯案者犯下了低級錯誤。而這些低級錯誤,離不開communication,money transfer,CCTV等等。曾經讀過一本關於犯罪學的書,作者認為,現代人生活依賴科技,令警方比數十年前更容易長握線索和破案。以下是幾個例子:

1. 多年前,有電台名嘴在廣播道被斬,警方閃電破案,鎖定主謀為名嘴認識的人。破案方法極為簡單,買凶襲擊,刀手得手後,定會立時通知中間人,中間人得悉後亦會立時通知老闆。那麼鎖定案發後10分鐘在兩公里範圍內用手機撥出的電話,通話時間在20秒以內,接收一方在掛斷後會立即撥出另一通電話,那這通電話的接收方很可能就是老闆。再比對傷者認識的人,目標就立時鎖定。即使中間人超過一個,最多也只是多了一重運算,篩選方法完全一樣,相信不用超級電腦也能輕易找出少量目標。

2. 數年前一宗斬斷兒童手掌案,被曾特首稱為人神共憤,結果也是輕易破案。主謀為傷者後母,刀手是其前男友。破案方案簡單,首先是找出傷者認識的人,再發現其銀行帳戶在案發前曾轉了數萬圓現金去另一個戶口,結果就鎖定凶手。

3. 如果受害人是random的,那破案較難,但亦並非不可為。數年前的銅鑼灣漒水事件,凶徒遺下一個紙袋,警方查看案發前一段時間的CCTV,結果在銅鑼灣地鐵站見到持有這個紙袋的人,再從他出閘的時間,找出他所使用的八達通,再從他使用八達通的pattern,找到他居住的地區,一步一步,就找到凶手。

總結這些低級錯誤,第一個教訓就是,犯罪必須要用現金。信用卡,八達通,銀行轉帳,都是錯誤的根源。曾有國際權威保安專家說過,美國最成功的反恐措施,並非出兵阿富汗,亦非禁飛名單,更非新型金屬探測器,而是money tracking最為有效。像上述第三個例子,如果凶徒沒有使用八達通,那警方要找到他殊不容易。真的要用,也要用一張全新的八達通,而且要從一個與工作居住無關的站出發到案發地點。

犯案不能用電子通訊,也是常識。車臣遊擊隊領袖就因為用衛星電話,而被俄軍鎖定用導彈襲殺。像上述第一個例子,名人被襲,早晚能從傳媒得悉,根本不需立時用電話通報成功。當真要通報,也應該在事前確立一個非電子通訊的簡單protocol,而且只有通訊雙方才知道,例如在某處掛上一條紅巾。水門事件中,華盛頓郵報記者和線人深喉通訊,即為此法。

罪犯如要對付CCTV,是比較麻煩,但也非全不可能。用假髮,眼鏡,假鬍鬚,化妝遮蓋面部特徵,只穿一次的衣物和鞋,用完之後全部毀棄。購買的時間不要距離案發時間太近,也不要集中在一處購買,最好在外地買回來,當然,付的要是現金。

此外,經常用自己的電腦Google Search去找一些和犯案有關的資料,也是一個很普遍的低級錯誤。

Saturday, March 2, 2013

世上先有文學,還是先有比較文學?

大陸女賈選凝撰寫劣質藝評拿到金獎,引起軒然大波。藝發局藝評組主席林沛理,被指責無旁貸。其實林沛理此人的文章從不合在下胃口,幾年前他寫了以下兩篇關於《大江大海》的評論,我一讀之下便覺得是藝評人的走火入魔,今日在下就要修理林沛理。

林沛理《認真審視龍應台 》

林沛理《龍應台的感傷主義》

比較文學和比較電影學這類學科,我從來都無甚好感。如果你定義一些框架來方便理解或比較一些藝術作品,本無不可。但如果你定義了一個框架,再評價一些不符合框架定義的作品為劣作,那便是走火入魔。

世上先有文學,還是先有比較文學?世上先有電影,還是先有比較電影學?一件藝術作品本身,何需受框架束縛?如果你認為某作符合某框架定義,那它便屬於這類作品,如果你認為它缺乏某框架的元素,那它便不屬這類作品。但如果你說英國電影《Lesbian Vampire Killers》,是一部拙劣的Cult片,因為沒有Tarantino電影的A,B,C,豈非可笑?

創作者無論是作家,導演,畫家,建築師,一般都不受傳統框架束縛,喜歡開創先河。所以很多時候,藝術作品特質都是獨一無二,而且包含諸多框架的元素。例如建築史上,人們一般會將教堂建築歸納為拜占庭式,羅曼式,哥德式,文藝復興式,巴洛克式等等框架。拜占庭式的特點,就是外觀有圖頂,內壁有馬塞克,所以威尼斯的San Marco大教堂就是拜占庭式的典型。而在馬爾他島的St John's Co-Cathedral,雖然內壁用上馬塞克,但外觀卻無圓頂,那莫非可被評為拜占庭教堂中的劣作?

林沛理就是這種走火入魔的藝評人。龍應台寫《大江大海》,本是要用她獨有的方式去寫歷史故事。林沛理偏偏就要找碴,林文第一篇,說「歷史寫作」應該謙遜,《大江大海》的敘事方式「充滿電影的感性」,所以是一部「過度書寫」的作品。林文第二篇,稱「一般來說,歷史寫作皆奉行少即多」,而《大江大海》「最大的敗筆是用感傷主義的筆觸來渲染悲情」。

有趣的是,龍應台從來就沒有說過要寫一部符合林沛理口中那「歷史寫作」框架的作品。其實林沛理大可放心,起碼在下就不會拿《大江大海》當嚴謹的歷史書來看,但這並不會減低閱讀此書的得著和樂趣。如果《大江大海》不能屬於A類,也不能屬於B類,那大可是一種新創的文學類型。林沛理最大的問題,也是很多藝評人的問題,就是奉框架至上,而忘記了世上先有文學,才有比較文學。

所以我生平遇上讀比較文學的港女,通常都敬而遠之。